汾阳门窗加工厂

文章目录：

1、吕梁精神：望不穿的大山深沟，说不尽的不屈故事2、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3、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破解困局纪事：惜煤如金 创新不止

吕梁精神：望不穿的大山深沟，说不尽的不屈故事

【探寻精神源头彰显时代价值·第二十九期主题：吕梁精神】

【光明日报社主办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协办】

光明日报记者 王丹 周晓菲 李建斌

在河套平原大拐弯后，黄河一头撞上吕梁山，掉头与其并行一路向南，出壶口，过风陵渡，向东而去，浩浩荡荡。

纵贯山西全境的吕梁山，还有东西两侧流经的汾河、黄河，共同孕育了这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吕梁，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撤地设市的历史尚不足20年；这也是一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三家分晋”“红军东征”，碛口古镇骡马运输队的马蹄声、最先从石楼县传出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表里山河的上空。

就是这片黄土遍布、山峰耸立、沟壑纵横，完全算不上富足的土地，在烽火岁月和艰苦建设年代，锻造出宝贵的“吕梁精神”。当地人这样概括从他们脚下的土地中生长而出的精神之花：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

2017年6月，在山西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郑重地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他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都说伟大源自苦难。吕梁山片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痕迹是如此之深刻。然而，一代代吕梁儿女与恶劣的自然和发展环境做斗争，不服也不屈于“命运的安排”，凭着一股子劲儿，一点点搬走贫困的大山，向着更明亮处坚定前行。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图片

1.为信念，至死不渝

吕梁山脉西隔黄河与陕北相望，是由晋入陕的门户。表里山河的地形构成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山这片“天地之脊骨”，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36年初，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境内，“以发展求巩固”。这次东征历时75天，但只在吕梁境内就有3000多人加入红军，筹集到30余万银圆，极大缓解了陕甘根据地经济困难的问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之后，信仰的力量在集结，信仰的火炬熊熊燃烧。

在联合国所谓“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山西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人们磨炼出异于平常的豪爽和悍勇。他们倔强的脊背似乎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只要有一束希望之光扫过，便迅即爆发出更大的能量，不顾一切去追逐希望。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条件十分艰难、斗争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从这里分别通向晋东南和延安的“钢铁走廊”何以能突破敌人的重重分割与封锁，成功运送1000多吨重要战略物资；

吕梁市方山县村民在采摘辣椒。资料图片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抗日战争的“反扫荡”中，当地民众何以能创造出那么多攻击敌人的“土办法”，与日军殊死搏斗；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这里会涌现出临终前大义凛然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英雄刘胡兰，为何这里会写下“养兵十万、牺牲一万”的历史悲壮。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47年，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经《晋绥日报》报道后，毛泽东同志挥笔疾书写下这八个大字。直到今天，人们仍震撼于她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山药蛋派’作家马烽和西戎以吕梁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为基础，写作小说《吕梁英雄传》，展现了吕梁人民浴血奋战、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吕梁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的写照。这部小说也一度成为吕梁的代名词，是对吕梁精神的生动诠释。”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梁明德说。这部小说自1946年出版以来，多次重印，印数保守估计超过200万册。

革命时期，为了风展红旗，刘胡兰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建设时期，为了拔掉穷根，梁宝们将“小我”无限压缩，与贫穷这个敌人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山西，名字中带“垣”的地方，多是坐落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山峦之上的小村庄。梁宝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正是这样一个地方。1986年，上海第一座地铁车站动工兴建，而在薛家垣，点灯依旧用油，吃水依旧靠担，出山依旧靠腿。

“我们土山上没理由修不出路，就是用手刨也要刨出一条路来！”誓要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的梁宝，不要命了似的“榨干”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不信穷命、不存侥幸。28年过去了，薛家垣电通了，水通了，路通了，村民人均纯收入翻了22倍，但梁宝却因罹患肺癌不幸去世。患癌期间他仍不忘工作，被乡亲们赞誉为“当代吕梁英雄”。

吕梁临县白文镇李家湾村总面积4000亩的生态扶贫造林工程。资料图片

在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县刘胡兰村，为纪念她而建造的刘胡兰纪念馆，60多年来已陆续接待1600多万人前来参观。刘胡兰纪念馆馆长任应福介绍说：“70多年来，刘胡兰的英名与事迹深深铭刻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中，是激励我们做到‘一句誓言、一生作答’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距它将近200公里处的薛家垣，庭院种植、光伏发电等多元产业让村民更富、乡村更美。“事业需要发展，精神需要继承。从刘胡兰到梁宝，他们活着是一面旗帜，逝去是一座丰碑，这种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会迎难而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辜负村民的期待，不辜负前人的牺牲与付出。”薛家垣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梁珍说。

2.识大局，倾力奉献

2018年6月，一列车厢内外印着“蔡家崖号”字样以及八路军卡通敬礼形象的火车开进吕梁兴县蔡家崖村，带动老区驶入发展红色旅游的快车道。

作为革命老区，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绥分局、八路军120师和晋绥军区、晋西北行政公署所在地，被誉为“小延安”。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危亡，吕梁儿女奋起反抗，他们拿起大刀、步枪、火枪，与装备精良的日寇伪军进行战斗，谱写了一曲不朽的“吕梁英雄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吕梁地区伤亡人数便达9.8万余人，占晋绥边区伤亡总数的近40%，吕梁人口由40万减少到25万。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贺昌、“一身赤胆为革命”的张叔平等仁人志士。他们将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置之度外，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像一盏盏明灯，给今天的人们以光亮。

吕梁山大沟深、坡陡地瘠，十年九旱。面对生存困难、自顾不暇的艰苦条件，吕梁儿女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保证根据地的粮食需求，彰显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气质。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缴纳公粮1686.35万公斤，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了70%。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在投身抗日战争、共御外侮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刘少白主动将自家土地和多余住房交给政府；牛友兰先后捐资35000块银圆，捐粮两万多公斤，以及大量棉花、布匹等物资，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产……吕梁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取得革命胜利贡献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吕梁作为晋绥边区的腹心地区，承担了供给中央和西北财政、物资等支出的主要任务。1947年9月至11月，为西北野战军运送粮食281万公斤。1947年10月24日，为西北野战军筹备运送棉衣6.5万套、棉鞋16万双、棉被2500床。

1949年春，随着我军解放城市的增加，接管干部严重不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吕梁区域先后抽调1087名区级以上干部，组成1套地级班子、5套半县级班子、23套区级班子分赴陕西、青海、宁夏、四川、云南、湖北、福建等地开展工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国家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点亮了全国一半的灯”。而吕梁作为山西重要的能源产地，煤铁产量居全省前列，默默支撑着中国速度。

一串串数字，彰显了吕梁人民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胸怀与格局，诠释了吕梁人民对党忠诚的政治立场，书写了吕梁人民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号声响起，全员集结。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吕梁儿女继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干出一番天地。

人们记住了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为了成立杂粮合作社带大家致富，自己贴钱给农户送白面的小米经纪人贺虎平；从来没有过农村工作经验，最后却被村民拽住不让走的机关干部李玉昌等。这些扎根基层、为脱贫攻坚事业无私奉献的党员干部，把服务保障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展现了弘扬吕梁精神决战脱贫攻坚的勇气和担当。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庄严承诺，也是各级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说。

截至2020年2月底，13个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片区县全部脱贫摘帽，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第一次摆脱了区域性绝对贫困。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吕梁闻令而动，10家医院的34名医护人员挺身而出，加入山西支援湖北医疗队，逆行出征，驰援武汉。人们感动于白衣战士们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也向谱写新时代吕梁英雄传的他们致敬。

3.搏未来，不懈创新

头上扎着帽子，腰间围着汗巾，挥起镢头准备向下刨去；旁边的人压低上身，像纤夫一样拉着犁。看着这座雕塑，耳边似乎能听到“嗨哟”“嗨呦”的号子声。

这座名为“一百把镢头闹革命”的雕塑，坐落于吕梁山东麓汾阳市一个叫作贾家庄的村庄。

20世纪50年代前，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四分之三的耕地都是湿泽盐碱地。在创办合作社初期，眼看着因为雇不到足够数量的牛，要误了农时，贾家庄的后生们索性撸起袖子自己干，100多个劳动力披星戴月干了4天4夜，终于按时完成春耕。

人可以被贫穷打倒一时，但不能一直被贫穷按在地上摩擦。说话都如石头叮当脆响的吕梁人，知道穷则思变的道理。

倔强的贾家庄人憋着一股劲儿，坚持23年改碱治水，开展农机具改革运动，搞集体经济办水泥厂、开焦化厂，愣是把一个“春天返碱白茫茫，夏天雨涝水汪汪”的不毛之地改造为适合机械化耕作的沃土良田，让一穷二白的山窝窝蜕变为亿万富村。就在前不久，贾家庄将“2020年中国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村镇”的荣誉收入囊中。

贾家庄的奋斗及蜕变，是吕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断攀登发展高峰的一个缩影。但对于“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吕梁来说，蜕变之路似乎要艰难得多。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地下接近50%的煤炭储量，让吕梁轻而易举就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市域GDP多年保持省内第一。然而，当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随着煤炭产业迎来动荡，吕梁发展短暂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省内排名一落千丈。

长期“一煤独大”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观念及思想上的路径依赖和较为薄弱的发展基础，这些曾经被繁荣所遮蔽的问题，一项项“顶”上台面。自此，痛定思痛的吕梁开启了又一段艰难的创新求索历程。

5年前，在层层重压下，吕梁开始了“9换1”的调整，并咬牙承受转型的阵痛。所谓“9换1”，就是重新结合本地实际，聚焦并利用铝工业、现代农业、白酒产业集群、光能产业集群等优势，加速经济转型，突破“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2018年，吕梁非煤产业占工业经济比重达到52.4%，工业结构实现反转。

如果说“9换1”是吕梁创新发展迈出的第一步，那么“挖数据”“培训护工”就是创新发展的第二步。

稳定的地质机构、山区低温的环境以及丰富的煤炭资源，让吕梁成为数据灾备中心的理想选址，而数据中心的落地以及一大批相关人才的聚集，又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

如何让大量的贫困人口、富余劳动力有事儿干，有好日子过？培训后助力他们走出大山去就业！吕梁市各级政府提供保姆式服务，从宣传发动、技能培训到跟踪服务，一条龙全包，随着更多护工走出大山实现就业，“吕梁山护工”的牌子也越来越响。

“我们打造‘吕梁山护工’品牌，不是为了品牌而品牌，而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就业，并且通过一个人的就业，实现全家人的幸福、全家人的脱贫。”吕梁市市长王立伟说，“‘吕梁山护工’成为吕梁脱贫攻坚三大品牌之一，是吕梁精神的弘扬者和传承者，是吕梁的自豪。”

回溯历史，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并不缺少创新的基因。1937年，共产党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这是中国红色金融史上股份制银行的首次尝试；改革开放初期，下辖的离石区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是山西省内最先实行这一政策的地方；1992年，吕梁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拍卖，开创了山区小流域治理的先河……

正如2019年2月在全市上下开展的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为主题的大讨论所取得的共识，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摒弃僵化保守、打破思想藩篱，才能真正求变求新、赶超发展。眼下，吕梁虽然已经摘掉了穷帽，但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依旧待解，“资源诅咒”仍未彻底破除，脆弱的生态仍不时发出警报……虽然已经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但在前方等待吕梁人民的，还远不是坦途。

“人说山西好风光……右手一指是吕梁。”几十年间，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无数人对吕梁心驰神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吕梁人民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这片土地升腾起更多的希望和魅力。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4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多雨的北京秋日，贾樟柯坐在美术馆后街的一处文化创意园区里，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是他母亲，他说汾阳话。这让我想起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情景，周围是不冒烟的烟囱和不再生产的红砖墙面厂房，还有汾阳话营造的“街道生活”。方言和相似之物复制了遥远的“附近”。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因为看了《黄土地》，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几乎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代，也是先锋的时代，“寻根”仿佛是返回土地，“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时间向两端延长，原本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到最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土地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散播到现实的差异，最后在现实中又逐渐失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寻找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民的粗粝生活中，激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欢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发现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天黑，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摄影师手持镜头跟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聊天，余华讲了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似乎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确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乡村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结构。最终确定拍摄的时间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因为在一个村庄里，突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是农民，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直也都围绕着乡村经验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农村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龄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观察者，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语言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于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就是说书人，他们就是传递人类情报和消息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敏感，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乡村经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经验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化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农村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接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都有变化。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结构相对还是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另外一种人际结构。这个人际结构不因为人的移动而改变，因为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其实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几乎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脱离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代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语言来表演。我自己很喜欢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感表达，我就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就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粤语的方式，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别敏感，所以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判，我觉得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应该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然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复杂。我发现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好像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别是上学读书以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正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乡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因为很多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惯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受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化么？

贾樟柯：这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点、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困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电影语言，高度的电影语言自身就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结构，还有影像，这些是更容易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土地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土地，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最后出海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现代化的符号。你看时代里的作家其实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先生，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土地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全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现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时间，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世界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主要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回头看，往往我们需要回头看，是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具体的路径都不知道，世界的演化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全球化是不是还会恢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去坚信的，就是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容易，没那么顺利，所以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交流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另外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上网课，已经习惯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惯了远程的工作。它的不确定性是，世界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具体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全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因为它是超语言的，电影在默片时代不需要语言，所以它能横行世界，带来了借由电影的全球化交流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因为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观看方式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觉得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确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其实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觉得不应该着急去拍，因为思想不稳定，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今天我可能觉得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就是影院放映，就是大银幕放映。因为聚众是很重要的，集体观看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放大是很重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初发明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受。但第二天我就觉得这可能不重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确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所以，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会儿电影院开，一会儿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保守或开放的人，我觉得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保守是对的，我应该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去某种聚众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祭祀，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失也就消失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好像京剧一样。在京剧最活跃的晚清和民国时代，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今天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考验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继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做太多年，因为我的主体工作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服务业，服务影迷的一个工作。它很重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长时间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因为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白，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成长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发现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好像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继续再做几年。下面又继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我一直担任桥梁作用，好像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筹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编制和人员还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应该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继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热情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其实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因为我喜欢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获。过几年成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觉得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成长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需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主要的会议是在介绍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就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就是天天上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别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就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观众，他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待遇，到你的权限。我记得带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讨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煽动“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煽动起来，你又没有服务，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成长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观察之间的矛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因为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主要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观念、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因为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马上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甚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就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全球重要的媒体评论很重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获得来自全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全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马上享誉世界？是它的媒体在发生作用。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法国产业界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觉得这就是成果，走出去就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片子放一场就走出去。

现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觉得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理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其实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觉得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发现，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因为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以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构造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主要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发现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化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房子大都已经消失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其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重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经常来，因为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就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世界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因为看了电影《黄土地》？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别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所以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满足我父亲的需求。我觉得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土地》，喜欢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往往我们喜欢一个艺术作品，是经过两重过程：一个是熟悉，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发现。好像《黄土地》，一定提供了我对于这个土地从来没有过的理解，所以我才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一开始是从吃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因为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从这样的起点来谈起。这个结构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结构，《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计划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也不确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价值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确定阶段，不着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好像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计划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实习记者 方沁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破解困局纪事：惜煤如金 创新不止

图①为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焦油蒸馏装置。

图②为千万吨级煤矿选煤厂。

图③为智能化采煤工作现场。经济日报记者 刘存瑞摄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国内煤炭企业普遍陷入寒冬。而对于目前我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来说，困难依旧很大，但未来已不茫然。

“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针对产业的寒冬做了多重准备，是时候迎接大地回春的破冰讯号了。”山西焦煤集团公司董事长武华太说。

绿色转型：

从冬到春的必然选择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是以煤、电、焦、化为主业，兼营物流贸易、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煤层气等产业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现有108座煤矿，年规划煤炭生产能力1.95亿吨；焦炭产能1180万吨；拥有9座燃煤电厂，装机容量3468MW；10座煤层气及余气余热电厂，装机容量196MW；盐化日化产能256万吨。

就是这样一家大型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却遭遇了不小的困境——

市场严峻，量价齐跌，成本价格严重倒挂，除部分600万吨/年以上新矿井和人员少的矿井有利润，其余全部亏损，矿井亏损面达83%以上；

资金十分紧张，回款不畅，现汇不到50%，截至去年11月底，货款金额86亿元；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去年1月至11月财务费用高达40亿元；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年支出铁路运费127亿元……

面对《经济日报》记者，武华太一张口便给出了一串沉重的数据。

春天从寒冬中起步，希望从改革中重生。面对市场持续低位运行态势，怎样化危为机，在拐点上保生存、求突破、谋发展，破解困局？山西焦煤集团第一优选就是黑色煤炭绿色发展的循环转型。

走进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公司古交循环经济园区，记者在几十平方公里内所看到的是“产煤不见煤，发电不冒烟”的清洁矿区，园区内有5座煤矿、5座洗煤厂，年产2000万吨原煤全部入洗。园区的循环链条为“煤—电—材”，即利用采煤伴生出的大量洗中煤、煤矸石，设计建设了具有环保节能新技术的古交发电厂，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燃洗中煤坑口电厂；同时，配套建设一座年产200万吨的高掺量粉煤灰复合水泥厂，每年消耗发电厂粉煤灰70万吨以上。统计显示，目前整个园区每年可燃用洗煤副产品1500万吨左右，还能为太原市承担8000万平方米的集中供热任务，园区的资源全部有效利用，实现了“零排放”。

“如此一个循环，便可将煤炭资源充分利用、吃干榨尽，尽显洁净、绿色、高效的低碳宗旨。即使这几年煤炭遭遇严冬寒流，园区企业也未曾亏损，效益比其他矿区好多了。”西山煤电公司总经理王玉宝说。

目前，山西焦煤以千万吨煤矿为依托设计建设的兴县、临县和古县三个“煤—电—材”循环经济园也正在全力推进中。再加上洪洞“煤—焦—化”园区、汾阳“煤电铝”和“煤焦钢”园区和运城“无机盐”园区，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已初步形成六大循环经济园区，从曾经挖煤卖煤，到循环经济园区次第崛起，完成了一次次绿色“蝶变”和产业转型升级。

“山西焦煤是资源型企业，只有惜煤如金，方可持续发展。”武华太告诉记者，为此，山西焦煤从源头演绎绿色发展，加大资金投入，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实施安全绿色高效开采；推行精细化园区式管理，严格回采率、回收率等指标考核，从源头上提高煤炭资源开采效率。

挖潜节约：

破解困局的必须举措

“全员过紧日子”是山西焦煤集团在困境中向23万干部职工提出的行动口号，在行动过程中，更是将这句口号演绎为一种行为思想，并贯穿于安全生产、营销工作、经营管控等内部挖潜的全过程。

“从煤矸石中捡效益”，这是发生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公司马兰选煤厂的一则著名案例。

一直以来，滞后的洗煤工艺制约着洗煤业的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山西焦煤在广泛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引进了重介浅槽分选技术。重介浅槽分选是利用浮降原理，在煤液混合加入一定的介质，使煤浮在液体的表面，而杂质沉积下来，浮在液面的煤通过堰面被析出，沉积的杂质则通过刮板传送带被带走。这项技术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对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产量效果明显。

在马兰选煤厂重介浅槽分选车间，记者看到，浅槽分选机正在分离原煤和矸石，分离出的原煤从运输皮带进入原煤仓，矸石倒入矸石山。据测算，原来采用动筛排矸，矸石带煤量达8%至9%，赶上煤质不好，甚至会达到10%以上，对环保效果和企业经济效益都造成了巨大损失。采用重介浅槽分选技术后，仅矸石带煤一项，每年就可少损失原煤6万吨，折算成企业经济效益，就是3000万元。

马兰选煤厂准备车间副主任贾宝龙告诉记者，目前这一技术已分别在斜沟选煤厂、西曲选煤厂、吕临能化选煤厂推广使用。西曲选煤厂矸石带煤量由原来的8.2%降低到现在的0.93%，马兰选煤厂由8%降低到1%以下，斜沟选煤厂、吕临能化选煤厂带煤损失接近零。目前，集团还有近10家选煤厂也在上马该项技术，预计一年可节能增效20多亿元。

创新发展：

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创新发展，对煤炭这个传统产业而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整个煤炭行业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安全压力不断加大状态下，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不仅可由提高安全水平向提高自动化水平过渡，而且可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谈起创新，武华太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已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项目基地、山西省院士工作站和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等众多科研机构。“十二五”期间，这些机构累计开展研发项目2426项，其中重点科研攻关项目214项；累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164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

同时，集团还努力激发年轻人的创新活力。“给我一个支点”，是山西焦煤汾西矿业公司青年科技创新协会提出的创新口号。该协会成立于2012年，以“大学生班组”为载体，号召年轻人人人参与，人人创新。良好的机制让“金点子”最终结出了智慧果实。2015年8月1日，在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召开的科技大会上，该协会参与完成的“煤矿井下地质力学原位快速测试及围岩控制技术”，作为公司三项重大科技成果之一，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据测算，截至目前，该协会申报科技创新项目60余项，创造经济价值约600万元。（经济日报记者 刘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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